SMC什么时候在英国伦敦成立的，SMC

SMC什么时候在英国伦敦成立的，SMC
在英国，SMC和科学记者的非常紧密，如当一个记者受指派去作有关龙卷风的跟踪报道时，SMC会在*时间给记者发邮件，提供有关这场灾害的具体数据以及相关的多位研究人员的评论和不同角度的分析。
菲奥娜·福克斯是科学新闻的拯救者，还是破坏者？
这要看你问的是谁。现在，英国科学媒介中心（SMC，Science Media Centre）这位拥有凡魅力，有时还有些好斗的带头人正向科学家们宣传她的理念。台下济济一堂，面对70多位听众，她说：“你们必须让大众听到你们的声音。”
这些科学家中的大部分都在英国食品和环境研究机构FERA工作，这是建立在约克的一个庞大的政府实验室，主要研究农药和转基因作物等热点问题。FERA的科学家一直以对媒体封闭而闻名。那个下午，福克斯正在试图说服他们向媒体开放：“媒体可能会让一些人避之不及，但持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有你们。”
自2002年在伦敦建立SMC以来，福克斯就一直在贯彻她的这个想法。SMC的目标是让科学和科学家的声音进入媒体报道和政策辩论，以此提高将科学展示给公众的准确度。具体做法包括组织一批精英记者，经常并持续地从大约由3000名科学家加入的数据库中为他们提供信息，每年主办上百次新闻发布会等。
福克斯说：“我们的理念是，通过媒体促进科学，通过科学家发展媒体。”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当科学在英国成为新闻时，SMC在其中通常都发挥一定的作用。科学家有意愿能向公众发出他们的声音，记者也希望能从一些非赢利组织及时获得准确的材料。
但福克斯和SMC也引来了一些言辞激烈的抨击。一些人认为，填鸭式地为记者提供信息，会带来没有批判精神的报道，抑或像公关公司那样积极主动地发布新闻稿—有人称SMC为“科学公关公司”—有利于工业界宣扬他们的观点。
尽管如此，SMC的模式如今正在世界各地传播，其下属的各中心独立运行，但都遵守福克斯制定的统一章程，这意味着福克斯正准备将她的理念散播到更广泛的群体。
“我认为她的做法会产生一些问题，”福克斯的批评者之一、伦敦城市大学科学新闻系主任康妮·圣路易斯说：“她正在成为科学界zui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科学报道引发“战争”

　　“从根本上来说，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这是福克斯对自己的要评价。

　　1985年，在获得新闻学学位后，她在布鲁克咨询中心从事一份与媒体有关的工作。那是一家位于伦敦的慈善机构，为年轻人提供生育健康方面的咨询。在她入职后没几天，一位议员提议对堕胎进行更多限制，福克斯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她说：“在激动人心的六个月里，电视上，新闻联播里，我们一直都是举国关注的焦点。”

　　之后，福克斯还在其他一些与媒体有关的组织工作过。比如一家为单亲家庭的机构，一个促进援助的机构等。但到上世纪90年代末，她决定要改变一下自己。她想知道新闻亮点是如何形成的。她发现许多吸引眼球的新闻都来自一些科学上悬而未决的争议问题，这正是她要寻找的目标。

　　1998年8月10日，科学*zui棘手的一场争议在一夜之间爆发—英国人一觉醒来发现，媒体的头条称：转基因土豆对人们健康构成危害。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罗维特营养健康研究所的毒理学家亚帕德·普兹泰公开了他的一项尚未发表的研究，他称，实验性转基因马铃薯（并非用于人类消费）有可能损害大鼠的免疫系统。

　　英国公众和媒体本已对转基因食品高度怀疑，普兹泰的表态更是推波助澜。接下来的两年里，关于转基因作物的争论频频出现于头版头条，一些英国媒体持坚定的否定态度。

　　当时，大多数科学家对此采取了充耳不闻的“驼鸟策略”，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愤怒会渐渐淡化甚至消失。也有一些科学家愤怒地指责媒体对复杂的科学问题简单粗暴地下推断。他们愤怒地列举了媒体并不的“履历表”：比如1996年，对疯牛病的报道曾引起公众对食品安全无依据的担忧和恐慌，以及在1998年，因为对疫苗与孤独症之间相关性的错误报道，危险地动摇了公共卫生的基石。

　　福克斯说：“这几乎就是一场"战争"。”

　　需要一个强硬的人

　　1999年，英国上议院科学与技术特别委员会作出回应。在调查了科学及其传播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后，该组织认为：“英国的科学文化需要一个重大改变，以支持与媒体之间进行开放、积极的沟通。”

　　同时，委员会提议建立一个独立于政府和媒体、站在一线的机构，正是这个提议zui终催生了英国科学媒介中心。

　　福克斯知道了这个计划，她发现了一个在媒体与科学之间直接建立的机会，她申请由自己来*这个机构。很快她获得机会，与筹备小组成员见面，包括《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以及之后曾任英国*研究所（RoyalInstitution）所长的苏珊·格林菲尔德，英国*研究所是英国历史zui悠久的科学推广组织。

　　天上午，福克斯就获得了这份工作。

　　“我知道这个职务必须由强硬的人担任。”格林菲尔德回忆说：“我们必须有她的加入。”

　　2002年3月，科学媒介中心（SMC）正式成立。福克斯和她的团队发布宣言，指出SMC“将旗帜鲜明地支持科学”；同时还规定，单个捐赠者提供的捐赠额不可过SMC运营预算的5%，以此来确保科学媒介中心的独立性。

　　这一原则一直坚持至今，有少数是例外，包括伦敦的生物医学慈善机构维康基金会和英国商务创新和技能部。这两家机构去年的捐赠份额分别为6.3%和6.6%。而来自宝洁、正达、葛兰素史克等工业界的捐助占SMC预算约1/3。在过去两年里，《自然》出版集团给SMC的捐助总共为1万英镑。

　　从争议中争取认同

　　一开始，SMC的发展并不顺利。2002年初，SMC得知BBC将播放一部叫作《金色田野》的影片，主要剧情为转基因作物实验与被某个企业试图掩饰的神秘死亡之间的关系。福克斯提前获得了电影拷贝，并邀请一些科学家一起观看—包括提供爆米花。然后，她将科学家的评论提供给记者。“结果引来了一大堆麻烦。”福克斯说。

　　当时的英国*学会主席罗伯特·梅称这部电影为“错误百出的宣传”，而一些报纸对他和其他科学家的批评纷纷做出回应。

　　影片两位编剧之一、《卫报》编辑艾伦·拉什布瑞杰发表回击，指责SMC因为得到了某些公司的资助而成为推广转基因技术的喉舌。自那以后，这类批评纷至沓来，部分原因是SMC为一些支持转基因作物，以及赞成转基因技术推广到商业化应用的科学家提供了发表观点的机会。但福克斯争辩道，捐款与SMC的影响力之间并无关系。

　　zui初，福克斯和她的员工在与报纸和广播电视记者发展关系时也遇到了不少麻烦，因为他们认为，记者进行科学报道zui需要帮助。SMC中心制作了一些卡片，上面写道：“如果您需要咨询科学家，请给我们打。”这些卡片被分发到各个编辑部。

　　福克斯说：“我们给他们打，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卡片，一些人会说："滚开，我忙着呢。"于是，SMC转而与一些报道科学和健康栏目的记者接触，发现这些人更容易接受自己的做法。

　　“我们帮他们在编辑部里创造优势，每当有大的科学题材出现，我们会帮助记者跟踪报道。”福克斯说。

　　SMC中心同时也帮科学家介入，从而成为媒体可信的信息来源。如今，福克斯和她的七位员工正努力物色一些能评说科学时事，并能提高记者洞见力的研究人员。对科学家来说，SMC的一大“卖点”是能保证他们避免与媒体产生不必要接触。

　　“如果你进入我们的数据库，我们永远不会把你的透露给记者。”福克斯对FERA的科学家说。

　　她让科学有信心说话

　　也许对福克斯和SMCzui大的批评是他们在推动科学时太激进，其作为更像是一家公关公司，而非一个的科学信息源。例如2006年12月，英国政府暗示，打算禁止科学家进行含有人类和其他动物细胞的人兽混合胚胎研究。一项公众咨询发现这项研究含有令人不安的因素，早期媒体报道倾向于关注该研究引发的伦理问题，并摘录了诸如教会人士的观点。

　　研究者、资助者和科学协会发起了一个试图改变政府想法的活动，SMC进行了媒体协调，组织了五次情况通报会，通过科学家发出声音，以消除人们对这项研究的伦理疑虑，称人兽混合胚胎研究是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工具，有可能催生出一些疗法。

　　由此产生的报道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科研人员的观点。一项调查显示，作为SMC的主要工作对象，在科学与健康记者撰写的报道中，支持该研究的被采访对象过60%，反对者仅占1/4；相应的，那些不在SMC视野中的记者，他们接触的支持者更少，反对者更多。

　　负责该调查的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研究员安迪·威廉姆斯认为，人兽杂交胚胎报道大势的扭转，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SMC。zui终出台的法案，允许进行人兽混合胚胎研究。但威廉姆斯现在担心的是，SMC努力引导记者倾向于科学家的观点，有可能抑制不同意见的辩论。

　　科学界中许多人显然乐意支持SMC，例如英国提供实验动物的哈伦实验室的法规事务助理瓦尔·萨默斯就是其中之一。哈伦实验室是动物权利活动者瞄准的一个目标，这个实验室*奉行的政策是要求其员工对媒体三缄其口。

　　但在2011年，就哈伦实验室计划兴建的养狗设施涉嫌虐待动物一事，《星期日泰晤士报》与实验室，在福克斯的劝说下，萨默斯接待了该报的一位记者和摄影师：“她给了我信心将事实说出来。”萨默斯说。这个“她”就是福克斯。

　　帮记者还是害记者

　　对于许多英国记者来说，福克斯和SMC已经成了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一些记者经常参加SMC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或情况通报会，而主持人则是穿着入时的福克斯。另外有过300名记者—包括《自然》杂志的一些记者—几乎每天都会收到SMC发来的电邮。

　　今年5月21日，一场龙卷风袭击了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镇，造成24人死亡。《卫报》科学记者伊恩·桑普尔被指派跟进报道。就在那一天，SMC发送给他3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了龙卷风的一些客观情况，以及11位研究人员对这场龙卷风的意见，包括变暖与天气之间的内在，而这种一直存在争议。

　　桑普尔将这些内容、以及他通过采访向多位科学家了解到的细节，撰写成了报道。他说：“获得这些信息的途径真的是太便捷了。”

　　但面对争议话题，他并不觉得轻松。采访谁、要提出哪些问题等，都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如果只依赖于SMC的建议，可能会容易些，但也有可能隐含着风险。

　　伦敦城市大学的康妮·圣路易斯一直强调要警惕这种过度依赖。zui近就有一场口水仗，上个月，圣路易斯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SMC“推行"搅拌新闻学"（churnalism）（意指单凭记者拿着新闻统发稿进行报道）”。因为记者选择参加SMC的情况通报会，而不是去挖掘现场信息，她写道，“提供给公众的科学报道的和信息完整性将会受损。”

　　对此，福克斯反驳说，SMC与记者合作的正是原汁原味的新闻。对于SMC的成功，以及它对推广科学所起的作用，她毫不置疑：“SMC的宗旨就是要在辩论中让科学发声。”

　　对于SMC为偷懒的记者提供“罐装新闻素材”的说法，她感到愤慨：“我不明白，记者直接打给苏塞克斯大学，难道就比给打请SMC帮忙更清白？”

　　向国外输出成功

　　SMC在英国的成功是一个*的鼓舞。目前它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日本打开局面，并计划进军德国、丹麦和法国。但如果能在美国建立SMC的分支机构，以美国庞大而分散的媒体特色，以及诸多极富争议的科学问题，也许可为福克斯模式提供一个zui有说服力的测试点。

　　去年，在福克斯的敦促下，伍德罗·威尔逊学者中心的*学者茱莉亚·摩尔在华盛顿为美国的SMC分支机构设立了一个试探性的委员会。摩尔已开始筹措资金，该中心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将更多关注如何帮记者与科学家建立。她说；“在许多科学报道中，比如关于干细胞、气候变化的研究，或关于进化理论的争议，他们都需要帮助。”

　　路透社驻纽约负责人伊万·奥兰斯基认为，与他并肩工作、有着广泛信息渠道的记者并不需要这样的帮助。但他说，缺乏这类信息渠道的地方性报纸和可利用SMC的这种帮助。不过，他担心这样一个中心zui终有可能对新闻报道产生不良影响。

　　福克斯认为，每天都有人咨询如何建立和运行一个科学媒介中心。但在她看来，说服曾对媒体避之不及的科学家加入SMC数据库，是她zui引以为豪的工作之一：“对我们来说，真正的成就是争取到一位做了三十年有争议的科研、并从未与媒体打过交道的科学家。”